激進份子／許栩

〈激進份子〉  

文：許栩

        現在「激進份子」四個字跟罵人髒話差不多了，因為電視裡激進份子都走上街頭，衝擊警方，沒人理會什麼理念問題，他們看上來比較似黑社會毆鬥。

        我總是帶著驚訝的眼光去看待人們怎樣看待激進份子。當然，激進的涵蓋面可以很闊，由反帝制到反父權，由納粹黨到紅衛兵，在不同時代裡不同的行為都可以稱為激進。雖然如此，假如認真想個定義，大抵激進還是免不了三個意思：急、躁、反叛（不用「急躁」因為「急」與「躁」是兩個層次，急即急進，急進不同急躁）。

        這三個詞當中，大家（尤其香港人）最不喜歡就是「躁」。我們早習慣了「萬事有商量」、「家和萬事興」這套和諧口號，打從心底裡接受了它。我當然認同這些睿智的俗語，社會問題永無止境，若能平心靜氣，理性地交流意見，總比破口大罵好得多。

        我驚訝的眼光，主要投向那「躁」字，實情是大家早已將「激進」等同一個「躁」字。「激進」就是運用粗暴的語言及動作去宣洩不滿，至於不滿的原因，大家早已不聞不問。

        實際上，今時今日的香港，無論你急不急，躁不躁，反不反叛，三者殊途同歸，不躁者亦以躁者激進，大家都被視為激進份子了。即便我們只用冷靜的語言，提出「急進」而「反叛」的意見（提出平庸重複的老甩牙意見卻被視為以不變應萬變），聽者便以為我們跟制度一拍兩散，準備買材料製作炸彈似的。可見連口頭意見都接受不了，這社會的包容性何其地低。

        別說「躁」，其餘兩者「急進」和「反叛」，它們都是社會進步的必要因素，學會質疑社會的慣常做法，才能因時制宜，這道理升斗小民卻老學不會。

        我們只要認同沒有一種方法——無論治家還是治國——都永遠合宜，便得認同「反叛」的重要性。須知我們現在身處的自由社會，縱然仍有所不公（難以杜絕），但比起二百年前，實在沒能說今不比昔，社會在人文乃至科學上有所進步是不爭的事實（有進步不等同完美，很多人反對科技進步，指斥為人文退化，將兩者簡陋地極端對立）。說明對身處社會產生不滿，正是推動人類文明的重要情緒。

        熟讀中外歷史，則知由孔子（禮崩樂壞的時代高舉禮樂）到洛克（天賦皇權的時代反皇權）再到甘地（殖民帝國中反殖民），以上諸位，於他們身處的社會而言，他們都是激進份子。為人類文明作出過貢獻的人，大都質疑過他們身處的環境。假如我們連這基本的質疑能力，都被視為一種「躁」，簡單地將之等同納粹或紅衛兵式的「激進」，簡直是對激進份子的極大侮辱。

        我讀報紙，文化人士、專欄作家批評香港人反智時有聽聞。今午在茶餐廳坐了一轉，牆上的電視正播著「碼頭罷工」的新聞。茶客與老闆聊天，慨嘆起今非昔比，話題又跳到「佔領中環」，斥責香港越來越「激進」。我幻想，那些作家們恐怕也常坐在餐廳的一隅，搖著頭吃菠蘿包吧？

        忽然想起俄國革命的口號「Peace, Land and Bread」，但願世界永遠不必激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