〈嚴志雄老師講陳子龍後有感〉 ／許建業

〈嚴志雄老師講陳子龍後有感〉 

文：許建業

今日下午嚴志雄老師來教院演講，講題是：「明代復古派詩『學』的救贖： 明清之際陳子龍國變前後詩新議」。特別在「學」字用引號，因為談的不是詩歌理論，而是陳子龍在復古派學杜上的創作實踐。

明代復古派向來被批評唯務聲字，蹈襲皮相。杜甫七律，縱橫變化，集各家所長，夔州以後詩尤其獲得青睞，人人趨習，故又有所謂「杜樣」之說（譏）。嚴老師認為，復古派只得杜詩面目，而己之性情則不及見，這與前後七子命運遭際不如老杜之深陷國變有關。然而，作為復古派殿軍的陳子龍，正值鼎革之時，故其杜樣就能因時賦予了合適的精神意氣；同時能從杜詩語言外稍變其調，故而陳子龍之學杜甫詩，便成了復古派之救贖。亦因此進一步說，舊美學、語言、形式，若放置在大的歷史脈絡或個人的歷史意識之中，便能豐富文本的意義。

這是一個很銳利的角度，取樣杜律也很具概括性。演講後自己有一點小思考。

一、如果從嚴老師之說延伸開去，再檢視復古派之學古。復古派主流其實以古詩、樂府學漢魏，歌行、近體學盛唐為尚，而除七律以外，陳子龍也寫了不少古詩樂府，師法對象乃屬漢魏傳統，如寫遼事便學曹操之〈薤露〉等。那麼所謂救贖，其實也不限於杜樣的。而如果陳子龍之七律於復古派之救贖是杜樣，那麼其古詩又應收窄以甚麼為範式？這範式與前後七子的有差異嗎？

二、回到陳子龍的詩學主張，他有感萬曆以來士風文教大壞，故在繼承復古派的格調說以外，還標舉詩教傳統，詩文要憂時托志，以圖匡時濟世。他之追奉七子，是因為認為七子派之詩得風雅正調之傳統。而風雅傳統，本身就與杜甫詩之「詩聖」、「詩史」相合。若果七子派得杜甫詩藝之「集大成」一面，那麼陳子龍之學杜便在思想主題的層次添補了「聖」、「史」一面，故此其創作實踐在理論上本身最近杜甫。所以嚴老師謂陳子龍能為復古派之救贖，其詩學主張也應寓入其中。

晚明詩人始終讀得不多，妄發謬見，以供一哂。惟聊作思考之整理，也略有助益。

樹仁文本／許建業

樹仁文本

撰文：許建業

昨晚旁聽陳平原老師「中國大學與中國文學」課，完結前的總結十分感動，大意是說，「當大學成為文本，大學史某種意義來說是對大學未來的想像。」陳老師強調閱讀大學，文史學科出身的我對中文系尤其關注，故此在聽課的同時，亦一邊把對樹仁大學中文系的理解和四年學習生涯，當作文本來追懷、閱讀以至想像。

樹仁大學的成立使命是傳承和宏揚中國傳統文化，發揚儒學和仁愛精神，所以中文系亦是創校以來比較重視的學系。但是，由以往的書院到今天的大學，中文系的發展是怎麼樣的，卻未見梗概。對於中文系的源流傳統，特別與我同輩的近屆畢業生，應該都只有模糊的拼貼和想像。我們的第一種觀感是，或者說我自己的猜想，樹仁中文系似乎繼承了北京大學的學術傳統。兩位北大的退休教授孫靜老師和張少康老師，陳永豐老師從裘錫圭教授，何祥榮老師從袁行霈教授，黃君良老師念本科、皮述平老師念碩士，都是在北大完成的。至於學生必須完成畢業論文的要求，也開宗明義地說是北大的學術傳統。樹仁與北大似乎有種若隱若現的血脈連繫，也必須承認中文系學生有時能從這種追認獲得一點安慰。但事實上，若往學系宗旨和學科編排裏細味求索，便發現我們的學風和精神乃源自當年建立農圃道校舍的新亞書院。於創始時期入學的楊永漢老師，很多時候都提到湯定宇先生。湯是樹仁文史系（後來分中文系和歷史系）首位系主任，師從錢賓四，也曾隨之在新亞書院任教。他將新亞重視培養全面國學知識和傳統人文精神帶到樹仁文史系，又延攬吳天任、潘小磬等碩儒，甚有古代書院講學的況味，數十年來學系的教學方針亦由此底定。後來何乃文先生和洪肇平老師等也能繼承此風；而現在樹仁仍有不少老師，出自後來脫離中大新亞書院而成立的新亞研究所。可惜新亞研究所已然頹落，學術上不大入流了。

梅貽琦曾說：「所謂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。」樹仁中文系本來經費不多，按理難邀請大師名家到來任教。但當年入學後不久，已聽說過孫靜老師和張少康老師的成就，處身規模不大的樹仁的學生，除了感思校監校長的熱誠和堅毅外，多少也出生一份自信和盼望，對梅貽琦的說法也特別認同。梅氏之言出自其1931年上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，此時清華還有不少名師如陳寅恪、趙元任等。但陳平原老師對此說法提出新鮮的角度，指大學的成功和發展非僅止於大師的業績，還需考慮年輕導師和研究生的研究成果，這正是樹仁必須急起直追的地方。

千禧年以來，中文系的學術生產幾乎由張少康老師支撐着，其餘只有孫靜老師幾篇論文，抑或何祥榮老師和黃君良老師出版的一兩部論著（主要是博士論文），其他老師都沒能在學術界發揮相當的影響力。2010年以前罕有舉辦大型的學術研討會，講師本身也缺乏參與會議的積極性，老師之間鮮有學術知識的討論和交流。中文系學風雖較為純樸，然更多的是瀰漫一種荒村的幽寂，與外間學術發展幾乎斷裂，不相聞問。我在大三大四時已有所思所慮，畢業後從陳國球老師學習後感受更是深切。中文系學科安排缺乏眼界和視野的討論，或許是由國軒、啟晉和耀升等學兄開始的。他們甚至致函和發公開信要求主事者正視訴求。與我同屆的嘉樂、家豪，以及學弟銘宇也接續爭取。我們曾跟學科主任會面討論，談到課程編排重疊和比例失衡、老師教學方法落後等，當然最終是不得要領。誠然，必須諒解樹仁經費始終有限，很多方面無法兼顧，這也是辦學機構的要穴。現在回想，或許主事者能表現出對問題的理解和關注，以至有革弊的決心，一絲希望已能令我們心裏會好過一些。始終，我們不是反叛者，而宣洩叛逆心理的方法，主要是辦文學雜誌和讀書會的嘗試之上。這是我們幾屆同道者的火紅歲月，也慶幸大家還為文學思考和學問思辨抱着堅持的態度。

要數樹仁出身而又能在學術界有名聲的，要算勞悅強學兄了。但我同意平原老師之見，學者的學術業績或成就應當以其身處的院系作主要衡量點。而近十年我們所仰望的兩位大師，只能說是在樹仁綻放餘暉而已。況且，我們也不能單純地仰仗大師，不然將軍一去，樹何所依？至於悅強學兄是湯定宇先生的學生，但研究生和教學時期一直在外，離樹仁亦遠矣。故此嚴格來說，樹仁中文系在學術界和知識生產方面實際未有太大的貢獻，反而在中小學教育就有很好的評價。但是，我們不應滿足於此，要令荒村熱鬧起來，上位者當然要給予足夠的支援和空間，但年輕講師和學生的主動和投入尤為重要。這兩年喜聞樂見的是，學系開始改革課程，延聘講師也注重平衡學科的全面性，還有積極舉辦大小講座和研討會，這對本科生來說也是有所裨益的。惟令人憂慮的是樹仁研究院的開拓，中文系如何培養研究生是重要的問題。或許，我們不能免俗的濫收濫發，但留有相當資源培養有志進入學術的學生，只能算是僅有的想望。

行文匆匆，上面學術淵源的回溯，只是一時的偶興隨想，沒有經過認真的考察實證。心中盼望，能有有心人為樹仁中文系寫史，或者，九年後的五十周年紀念會是一個不錯的階段總結。在樹仁我肯定不是出色的學生，文字粗糙，未夠資格執筆著史，只僥倖還待在學術圈，盼用餘力為學系搜集史料，諸如課程大綱、考試題目、教員資料和學生進修名單等。對學系的回顧整理，早晚得有人關注、叩問和討論：這麼多年來樹仁文史系希望培養、形塑怎樣的學生人才；主事者又是以甚麼構思和方式去實踐，這些在思考樹仁中文系的未來發展都有積極的意義。數十年留存下來的資料，看似冰冷，但樹仁畢業生對母校溫熱的情懷，或能書寫一段令人回味的故事，也讓學系的思考和精神得以延綿下去。

謹此祝願明後兩天的會議順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