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月庵「戰後台灣文學的出版」演講後記／醒夢

傅月庵「戰後台灣文學的出版」演講後記

文／醒夢

　　這次演講主題為「戰後台灣文學的出版」，由傅月庵老師演講，真是最合適的人選。在出版業打滾了三十多年，他見證著台灣文學的變遷，親身接觸戰後台灣文學的出版，所說的每一句話，都是自己親身的經驗。在演講中才得知他現為茉莉二手書店的執行總監，實在孤陋寡聞，我常去茉莉二手書店閒逛，欣賞其成熟的經營手法，使書本得以手手相傳，延續那份文化、人情，極富意義。

　　傅月庵老師聲音不大，但卻厚實。他先定義出版是商業行為，但不僅是商業行為，前者是必然的事實，後者是應然的理想。若以市場劃分，金字塔最頂尖少數作品為純文學，其下極大多數都是普通人喜愛閱讀的大眾文學。但是以文學本質來論，傅月庵老師斷言：「文學只分好作品和壞作品。」出版作為「傳播行為」，涉及時間、空間的變化，不論在當代受不受歡迎，在歷史洪流之中只有好作品才有可能流傳後世。

　　「台灣出版的特色有兩個，一是斷裂，二是在反抗中前進發展。」傅月庵老師以出版作品數量圖表為例，1932年，日據時代，其出版作品為1482本。後來在戰亂時代的1952年，出版量降至472本。1987年，台灣解嚴，出版量大升，1990年即有16156本新書發行。1999年，廢除出版法，共有34563本新書發行，自此每年出版量皆是穩步上揚。

　　1950年代，台灣出版書籍的流通，主要以租書店為主，書本昂貴，大多數人看書只能用租借的方法。「大家都不懂中文，只好把中文譯成日文讓民眾閱讀，例如楊逵用日文翻譯魯迅的《阿Q正傳》。」這段時期，更值得留意的是原先以日文創作的文學家消失不見，諸如賴和、龍瑛宗等，因為不懂中文而被壓抑，大多放棄創作。「最好的中文作家都留在中國大陸，像魯迅、周作人、巴金等等，作品都不能讀，不是被叫作附匪作家，就是陷匪作家。」即使有如梁實秋之例外，也不能自由創作，以翻譯為主。又有像臺靜農不再寫小說的情況出現。於是，「大家只能讀反共文學，文學為政治服務。」

　　1960年代，台灣新生代的作家不能講本土事情，只好另尋出路，如白先勇、余光中等，主張現代主義，技巧多有突破，有《現代文學》為例。至於後來的《文學季刊》、《臺灣文藝》，前者嘗試討論本土事情，結果弄出了大案子，不少作家受政治迫害被逮捕，如陳映真；後者堅持用「臺灣」二字，成了政府眼中釘，出了幾期便即告終。「雖然《軍中雜誌》、《中國文藝》在當時才是主流，但如今都沒有留下來的價值了。」

　　1970年代，台灣文化局到香港辦書展，出版現代主義文學為主的文星書店，其出版書便佔了書展的九成。「壓制減少，出版社愈來愈多，像景日出版社，請來了張愛玲翻譯海明威的《老人與海》，最好的作家譯最好的作品。」書報攤、香港僑生，為台灣新世代提供了愈來愈多的禁書。1980年代，金庸、沈從文、周作人、魯迅等開始流通市面。爾雅、洪範、九歌、大地、純文學等出版社的面世，為台灣文學界開拓了新的局面。「1990年代，純文學因為報章、雜誌、兩大報文學獎的鼓勵，其地位急速上升，讀者大幅增加，像朱天文、朱天心就是在這時候出頭。」

　　最後，傅月庵老師指出網絡時代的世界到來了。大眾文學透過網路媒介，再次重掌市場，以類型書寫為主；純文學市場收縮，不再有領導地位。「日本作家菊池寬曾說，作家隨意而作是純文學，為娛人而作是大眾文學。其實純文學和大眾文學只是粗淺區分，像張大春的《城邦暴力團》，你說是純文學，他說是大眾文學，我看都是可以的。」傅月庵老師收結時，再次堅定地說，不論是純文學，還是大眾文學，最重要還是寫出好作品，才有流傳後世的文學價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