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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10月28日 星期日

寫在再無大師之前/杜子軒

寫在再無大師之前

文:杜子軒

以前火苗的其中一個部落格叫《火苗報》,當時正值當代文學家史鐵生之死,而香港人卻不聞不問,彷彿中間有著鴻溝。這樣的鴻溝在香港尤為明顯,雖然可能只是時代的一種特徵。我想北島引介國際詩人的計劃,白先勇打造青春版之崑曲,大概也離不開這種鴻溝。鴻溝在他們的心裡一定形成了漩渦,因此才想有一些作為去力挽狂瀾。我尚未有能力做些甚麼,只能借助網絡工具,剪裁一些資訊,跟大家一起留意文藝動向。於是,從部落格到面書,我們做的主要是這項義務工作。

我一語成讖,內心有點歉疚。傳來南懷瑾的死訊後不久,逛書局時我和友人說,他老了,不如辦個讀書會,一起讀勞思光。不出一兩天,也傳來了他離世的消息。我的臉彷彿長成一個烏鴉似的啄,裝作事不關己般搔弄自己羽翼下的不安。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城市呢?若想人注意到些甚麼,要不就是獎項,要不就是死。高行健、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,南懷瑾、勞思光之抵達彼岸,他們的作品才擺在稍為當眼的一角。

剛巧有一位大學老師談到有些學者極有學問,但很低調。他認為其中四位很重要,分別是柳存仁、劉殿爵、周策縱和饒宗頤,仿如四大天王,如今只剩下最後一位,應當好好珍惜。以下選錄和併合了一些網上資料,與大家一同注目:

柳存仁是193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,後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及文學博士學位。曾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文中文系主任、亞洲研究學院院長,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首屆院士、英國及北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會員。著有《和風堂文集》、《中國文學史》、《道教史探源》、《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》、《論明清中國通俗小說之版本》及《中國小說中的佛、道教影響》等。

劉殿爵,英文名DC Lau,曾讀香港大學中文系,後赴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攻讀西洋哲學。1950年起任教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,1970至1978年任倫敦大學中文講座教授。1978年獲中大禮聘出任中文系講座教授,爾後屢掌要職,包括文學院院長(1980-83)、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主編(1979-95)、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(1979-2007)等,宏揚中國文化。後來於1989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。退休後,嗣任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及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教授,致力古代傳世典籍索引之編纂及其他研究工作。他精通哲學及語言學,曾翻譯中國古籍,準確精練,其中《老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論語》三書英譯,為西方學者研治中國哲學必讀之經典,譽為譯壇權威之作。其他著述有《新式標點廣雅疏證》、《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》、《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》、《語言與思想之間》、《採掇英華》、《淮南子韻讀及校勘》等。譯《道德經》之「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」為 "The way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the constant way;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constant name." 堪稱妙譯。

周策縱曾赴美國留學,專心研究中國五四運動歷史,獲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學位。由論文擴寫而成的五十五萬字的《五四運動史》,1960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以英文出版,影響很大,再版7次,宣傳了五四運動的歷史價值。又編著《五四運動研究資料》,收入了五四時期上千種報刊、資料。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夫人致信給他,感謝作者反映了她和羅素1920年訪問中國時那個時代的和當時中國青年的精神與氣氛。199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把他的《五四運動史》譯為《五四運動: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》在國內出版。另外他也是著名的《紅樓夢》研究專家,是國際《紅樓夢》研究會主席,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和歷史系終身教授。他是國際中國現代文學討論會主席。著有《玉璽.婚姻.紅樓夢一一曹雪芹家世政治關係溯源》、《紅樓夢案》等系列紅學論文和《中國浪漫文學探源》等古典文學研究論文。

饒宗頤於1949年移居香港,任教香港大學,並先後從事研究於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,又在新加坡大學、美國耶魯大學、法國高等研究院任職教授。1973年回香港,任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及系主任。1982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,後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。1993年為上海復旦大學顧問教授。其學問幾乎涵蓋國學的各個方面,且都取得顯著成就,並且精通梵文。香港大學修建了「饒宗頤學術館」;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鄉修建了「饒宗頤學術館」。2011年12月13日,國學大師饒宗頤被推選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。饒教授學術範圍廣博,凡甲骨學、敦煌學、古文字學、上古史、近東古史、藝術史、中外關係史、音樂、詞學、經學、潮學、宗教學、文學、藝術學、目錄學、簡帛學等,均有專著,已出版著作100多種(其中專著逾60種),發表論文1000多篇,詩文集十餘種,書畫集45種。代表作品有《敦煌書法叢刊》、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》、《詞集考》等多不勝數。

本文如此把死者和生者放在一起,並不希望帶來甚麼不祥的預兆,我們知道文藝和學問都是永存的,生死並不能囿住它的精神。只是又懷著一點崇敬的願望,不想總是出現人死後才得到重視(或偶爾提及)的現象。饒宗頤無疑是個大師,他也毋須其他人添加任何讚譽。我這樣做,純粹出於多餘的熱心和盲目的仰望崇拜。我說寫在再無大師之前,並不是說真的再無大師,而是希望趕在大師甚麼和甚麼之前,做一點甚麼。

2012年10月28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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